80年代中期兴起的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热存在着一种倾向，就是停留在静态的、横向的比较上，简单地列举其异同优劣，然后按照取长补短的公式，推断中国哲学发展的前途。其实，全人类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整体，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流派都是整个人类思想历史长河的支流，它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这条长河的某个侧面或某个发展阶段。我们应该把中国哲学放到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放到国际哲学思潮的大视域中去评判其历史地位和意义，进而探索中国哲学发展之路。
在鸦片战争以前，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分与相胜的思想，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即主客二分的思想，不是主流。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等出于变法革新、发展科学的目的，大力提倡“我”和“心”对客体的主体性作用，从此，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才在中国哲学史上逐步代替天人合一而居于重要地位。魏源甚至公开反对传统的天人合一说，认为道学家所讲的“万物一体”阻碍科学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谭嗣同、梁启超等一批先进思想家不断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或明确提出区分“我”与“非我”（实即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主张，或大力介绍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二分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哲学。“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从哲学上可归结为对西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思想的追求：主客二分和主体性正是要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包括自然和封建统治者）的支配和独立自主性。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可以说就是向西方近代学习和召唤“主体性原则”的历史。
但是，随着西方哲学史由近代转入现代，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哲学那种片面追求超感性的抽象概念以及物统治人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这种哲学在西方似乎已走完了它的全部生命过程。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大多对主客二分和主体性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们似乎都在强调主客体的融合，以挽救旧的传统哲学所带来的种种危机，求得心灵的自由与安宁。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于西方，我们今天需要大力发展科学，相应地，我们在哲学上还需要继续弥补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缺陷，继续提倡和发展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精神。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说虽有各种歧义，但大体上说都包含着具有一定生命力的东西，那就是对超功利的高远境界的追求，而且这种境界不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那种抽象的概念世界，而是对现实事物的各种关系的整体把握。面对国际哲学思潮的撞击与启发，面对我国的现实与未来，21世纪的中国哲学或将是一种既有主客二分式的执著追求的主体精神，又有超越主客二分式的旷达胸怀和高远境界的哲学。这不单纯是不同民族间不同气质的互补，更重要的是整个人类思想长河对我们提出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哲学界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研究，界限过于分明；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又往往只重视古典哲学而忽视现当代。这种研究常常把对民族性的强调与世界性割裂开来，把对传统的强调与时代性割裂开来，不利于哲学的发展。改革开放近20年来，这种缺点正逐步得到改正，这就预示着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将是民族性的发扬与世界性相结合、传统的继承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哲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哲所教授）
